他被张国焘开除党籍,因写得一手好字才免遭杀害,还与毛泽东互赠墨宝

摘要: 在我军历史上,有三位朱光,而他生平最为传奇,但在今天却鲜为人知。

12-11 01:04 首页 国家人文历史

朱光,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革命,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不久即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在战争年代担任过军级领导职务,而未曾授过军衔,1969年在合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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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军历史上,有三位朱光。他们分别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政治委员朱光中将;1932年参加革命的原基建工程兵副主任朱光少将;1926年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军级领导职务,而未曾授过军衔的朱光。


第三位朱光参加革命最早,生平最为传奇,但在今天却鲜为人知。


1

广州起义的冲锋战士


朱光出生于1906年,广西博白县松旺镇茂山村人,是朱熹的后人,曾师从与他同乡的语言学家王力。他自幼聪颖好学,成绩优异,喜爱书画,能两手同时执笔写字。1925年,广西博白县立初中校园内,同学们第一次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素描画像,便出自19岁的朱光之手。1926年,朱光考入广西省立第二高级中学,在时任校长、中共地下党员朱锡昂的培养下,成为学生运动领导人。


1927年初,朱光考入了广州国民大学,并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白色恐怖,朱光带领200多名共青团员参加了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军脖颈上佩戴的那条鲜红的领带,就是朱光亲手设计并组织制作的。


起义失败后,朱光辗转香港、广西,1928年到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尔后,他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身份,成立了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上海艺术剧社”开展地下联络工作。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朱光在上海亲手绘制并刻板了第一张苏区货币。淞沪抗战后,时任淞浦特委秘书长的朱光,告别了从事3年多地下斗争工作的上海,秘密进入鄂豫皖革命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2

戴着镣铐走过长征路

 

1932年,红四方面军经过近半年的浴血鏖战,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0月,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张国焘的错误指挥,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1月初被迫向西战略转移。12月10日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城固县的小河口村举行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及他的家长制作风等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朱光在会上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和尖锐的批评。


小河口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历史的转折点。从此,部队的政治气氛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明显提高。1933年初,川陕革命苏区迅速得到了稳定和发展。

可是不久,张国焘就变脸了。他借肃反之机,打击曾经批评过他的同志。那些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人都被诬为“右派”而遭到迫害。朱光被关进监狱,由保卫局严刑逼供,强令写下“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的“错误”。经过一个多月的刑讯折磨,朱光被开除党籍。


张国焘无情地杀害了包括曾中生在内的数以百计的红军优秀干部,朱光因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故而免遭杀害,他与廖承志、罗世文等人一起,戴着手铐脚镣,从事出版、油印、石印、书写标语、绘制军用地图和印发钞票等工作。


朱光因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故而免遭张国焘杀害,图为其手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朱光以“囚徒”的身份戴着手铐,随部队艰难地行进。朱光以顽强的意志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渡急流,躲避敌机轰炸,强行通过封锁区。他不仅征服了来自敌人和自然界的挑战,还要承受来自张国焘“左”倾错误的折磨打击,硬是拖着一副病残的身躯一步也不掉队,到达陕北。


直到一年后,朱光才获得平反,恢复党籍,结束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3

模范主政地方工作

 

熟悉部队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党支部建在连上,是确保政治工作生命线的根本,《连队党支部工作条例》和《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是具体贯彻执行政治工作生命线的章法依据,我曾长期在步兵连担任指导员,深知这两个条例的重要性。直到今天,我仍可以逐条背诵出这两本条例,而这两本条例最早的起草制订者就是朱光。


1938年,朱光、余修在延安结婚,证婚人毛泽东


1938年5月,经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推荐,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派朱光前往太行山抗日前线,担任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秘书,并兼任第18集团军总部秘书长;1940年,他又调任18集团军129师宣传部部长。他发现,虽然“古田会议”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政治工作的重大方针,可是近十年过去,连队指导员工作却没有一个完整的书面条例,这会影响到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于是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起草撰写了《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党支部工作暂行条例》。


1945年抗战胜利,已是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朱光,被中央一纸调令,北出山海关,到齐齐哈尔任嫩江军区政委。他与军区司令员王明贵一起领导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消灭了土匪、建立了政权,并成功解放了齐齐哈尔。顺理成章,这位有着极高文化素养的朱光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任市长,也是由此,朱光离开了部队,开始了地方工作。


多年前,我曾在东北一个档案室的角落里,从满是灰尘的资料堆中,看到了朱光当年写的《齐齐哈尔市工作简单介绍》的报告。在那俊秀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与才华和他对人民的热爱与忠诚。


“我们占领齐市后,能否确保,尚难肯定。故主要工作应是宣传党的各种政策,接受和掌握政权,镇压反动,肃清市里反动残余武装,使市民复业、复工、复学,安定秩序。”朱光在提出上述主要工作后,每一个工作计划都制订了确实可行的实施方针和措施,大到建立政权搞生产,小到开设饭馆,为群众注射疫苗,就连进城大车的马屁股上挂马粪袋这样的小事,都无一遗漏,写在了报告里。一条条、一款款,找不到丝毫的吹牛煽侃,听不到好大喜功的信誓旦旦,看不见四方通用的八股套话,更没有文过饰非的语言游戏。


朱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第一位城市市长,成功地展开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由农村工作转入城市工作,在理论与时间方面提供了真知灼见。


4

赴羊城领袖赠墨宝

 

朱光与毛泽东之间的谈话向来是无拘无束的,毛泽东爱朱光的才华,朱光则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看作是用道谊结交的朋友,他一直认为,为人要“相尚以道”。

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青年作家殳宭在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途中,在战火中拾得莎士比亚名著《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个剧本和《石索》《三希堂》两卷残贴。到延安后,经朱光引见,殳宭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与主席的交谈令他激动万分,从包中拿出未曾释手的名著、字帖送给主席。毛泽东喜出望外,哪料到一旁的朱光一把将莎翁的四册名著夺了过去,并说道:“见面分一半!”“岂有此理!”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是南国社元老,有权决定剧本属谁。”朱光振振有词。


朱光在延安时,曾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并负责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工作。该戏剧组曾公演话剧《炭矿夫》,廖承志饰演老矿工,朱光饰演老矿工的儿子,演出十分成功。接着又演出由朱光参编剧《广州暴动》《秘密》等剧目。尤其是在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之时,朱光以亲身经历编导了《血祭上海》话剧,获得空前的好评,毛泽东看后大加赞扬。也正是因为这些,两人成了好友。


“权既在你,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自称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朱光脱口而出《奥赛罗》中的大段独白,声情并茂。“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领教啰!”毛泽东笑着说。“岂敢,岂敢!”就这样,书被朱光夺走了。


斗转星移,12年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即,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奉调广州,南下之行暂停北京。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他看到满目皆书,心里不免一阵痒痒。领袖猜透了他的心思,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道:“你个朱光,还想夺书不是?”朱光答道:“主席,我不要书,只要你的墨宝。”毛主席当即为他草书一幅《长征》“附赠征人”。


朱光乘兴抒情,书诗一首:“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落款署“朱光于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


1949年,朱光获赠毛泽东题词:“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毛主席看罢,提笔将“书法家之府”改为“书癖家之家”。朱光不以为然:“主席,何必如此?”“你个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封加冕而称王为霸了吗?我们来自人民,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你我始终如一,要甘苦共尝,同称同志。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有了‘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临别时,主席再次提笔为他写下:“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次日,朱光背着一条旧军毯,怀揣着主席赠他的墨宝,率领200名广东、广西籍干部渡黄河,跨长江,来到了广州。


5

清风两袖朝天去

 

从1949年10月至1960年10月,朱光前后担任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市市长,主政广州11年,他没有辜负期望,清风两袖,敢当人民的勤务员,为广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主政广州期间,创建了广州造纸厂、广州重型机器厂,扩建了西村水泥厂、广州造船厂、珠江造纸厂、人民造纸厂、广州自行车厂,重建了南方大夏百货商店,组建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了广州医学院、广州行政干部学院等。


朱光(右)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广州棠下村


朱光勇于担当,具有自我批评精神,那是1950年,在广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工商界代表提出要创办一座现代化的有机肥料厂,把市内的粪便、垃圾制成有机肥支援农村。朱光采纳了这一建议,组织专家两次论证并制订出详细计划,报请中南财政委员会,拨170万元投资建厂。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工业基础和技术经验,加上设计错误等原因,这一项目失败了,总共损失70万元以上。朱光对此痛心疾首、夜不能寐,多次向华南分局、广州市委、市政府、市人代会做检讨,他觉得有愧于人民,又写下3000字的检察,登在了《广州日报》上,公开向人民请罪。翻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小报刊,像朱光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以个人名义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公开检讨自己的过失,怕是只有这么一位了。


在广州期间,朱光曾多次接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每一笔开支账目明晰,没有一起违反规定。朱德、董必武来到朱光家吃饭时,朱光夫人余修大姐不备生猛海鲜,最拿手的菜就是一道“萝卜糕”,董必武还写下了赞美“萝卜糕”的诗篇。


1960年朱光赴北京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65年他赴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1969年3月9日在合肥逝世。


朱光善金石篆刻,留给人间的上百方金石作品中,可展示出他的人生:“原是博白破落地主子弟”“幼稚可笑”“做人民的勤务员”“甘当小学生”“共产党人朱光”。


在他留下的文稿中,如下话语依然闪烁着一个革命军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情怀:“我一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革命诗人;如果说要当官的话,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好一名连队指导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中国古来有‘酒色财气’的说法,这四个字,共产党人一定要不得,如不计较个人得失,那一切就都好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新疆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章由《小康》记者刘源隆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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