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望而不可即的燕云十六州:宋辽鏖战二十五年,中原王朝开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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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广大读者转载到朋友圈。

不管故事和传说中的杨家将与杨门女将们如何骁勇善战、浴血拼杀,历史上的宋军经略幽燕的行动却是一大败笔。宋廷一直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更未能像汉唐帝国,击垮匈奴、突厥帝国那样,取得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绝对优势。相反,辽军的铁骑不仅频繁南下,更在多次大型会战中击败宋军。


抛开传统史观,从大视野角度来看,宋辽战争长达25年(979年-1004年),其间有休战、有和谈,重要战役将近十个,两个政权都相对稳定,而且都领土辽阔、兵源充足,拥有很强的战争实力与潜力。这样两个强国的长期对抗与较量的胜负结果,不是会一个或几个因素的简单影响所能决定的,必然是多因素在战略、战役、战术多层面的复合影响结果。


爆发于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的高梁河之战与980年(宋·太平兴国五年)的瓦桥关之战,可能是最能说明这些影响宋辽战争走势与结局的错综复杂因素的战例了。


《射鹿图》卷,北宋,黄宗道,旧传五代李赞华,纸本,墨笔着色,纵24.6厘米,横78.9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图绘一猎手正跃马射鹿 , 将马的急奔、人的敏捷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宋太宗急于开战


 首先来说一下高梁河之战。979年七月,宋军与辽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在几乎攻下幽州之时被辽军击败。此战是北宋政权最接近收复燕云十六州一战。因此高梁河之战是宋辽双方至关重要的一场会战,也是宋辽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此战爆发前的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献漳、泉二州十四县地;五月,吴越王钱俶又献出所管十三州、一军共八十六县之地。可世人大都将南方最后两个割据政权的归顺,认为是于976年去世的宋太祖赵匡胤最后的功绩。因此,对于继位不到三年、特别因反常的兄终弟及而被人怀疑得位不正的宋太宗来说,急需一场远超先帝的胜利来提高威望证明自己,避免皇位动摇。因此,在次年正月,宋太宗发动了大规模的北伐,其目标是辽朝所支持的北汉及燕云十六州。


《宋太宗立像》轴,纵74.5厘米,横47.4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太宗赵光义在战役战术方面的能力,根本无法与赵匡胤相提并论。曾有人惋惜,如果赵匡胤不突然驾崩,由他而不是赵光义指挥北伐,可能燕云十六州就收复了


赵光义的军事行动在开始,还是很顺利的。这次亲征,调发的军队约在10万以上,赵光义于二月十五日从开封出发,之后将近三个月连续不断的战略进攻,宋军打得很不错。但历经长时间苦战之后,将士疲乏,伤病众多,急需休整。然而,宋太宗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定继续北伐,企图一举收复幽燕。六月十三日,宋太宗率军从镇州向北出发。由于辽军猝不及防,宋军进展开始非常顺利,辽朝城池接连归降,几乎没有遇到多少顽强的抵抗。二十三日拂晓挺进到了幽州城南。宋军扫清城外之敌后,从二十五日开始对幽州城的四面攻击。尽管宋太宗一再亲临城下督战,又增添了攻城的八百具投石机,但此时的宋军早已成了强弩之末。一直到七月六日,幽州城仍是坚守不破,宋军的士气开始日益低落。

 

“勇者独进”催生“颁下阵图”


总体来看,宋太宗的这次攻击作战,是想通过一次快速的成功突袭,收回燕云十六州,并没有消灭辽朝的想法与准备。这种战略其实是五代以来,各方喜欢采取零和博弈模式,强调孤注一掷地发动决定性进攻。但这种战略思维的另一面,其实就是战略冒险和投机,巨大的机遇与风险共存。


在战役层面,早期宋军也继承五代传统,充满攻势思维,特别喜欢野地浪战。可以说,正是这种主动攻击精神,让宋军在宋辽交锋的早期,一直努力在战场上争取主动权。



但这种好勇斗狠的风气,也容易形成骄兵悍将,对统治者造成挑战和形成威胁。北宋统治者必然会对其进行压制和防备。其结果也就表现为很多人所诟病的“强干弱枝”和“重文轻武”。


这种模式会带来一个问题——中央武力即禁军出战时,与地方部队之间存在战役协调问题。比如宋初河北前线往往部署着来自不同系统的军队,这就需要很强的战役指挥和战场协调能力。而在那个没有便携式钟表、科学化地图以及有效通信手段的时代,要想做到指挥通畅,对战场统帅的指挥就有着极高的要求。由于北宋初期的军人,非常具有攻击精神,结果就造成一个问题,即某支部队会贪功冒进,造成中国兵法上特别忌讳的“勇者独进”的局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廷就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节制众将,也就是被后世很多人诟病的“阵图”。比如宋太宗就曾颁下阵图,甚至对“每阵相去百步”的具体战术问题都进行了规定。后世一些学者就此指责,阵图这种存在其实侵犯了将领战术指挥的完整性。(将指挥者的具体意图予以实体化,就有表现和记录的载体,就是阵图。)

 

辽军的战术特点


辽朝军队是一支典型的游牧民族军队,其在获得中原先进技术后,在武器装备上大有提升,在战术上基本遵循机动战术。根据记载,辽军盔甲配备分为三等,第一等配备全身盔甲,这些是骑射技能最佳的契丹精锐武士,作为核心的重装骑兵;第二等配备半身甲,骑射技艺稍逊一筹,作为多功能的中型骑兵;第三等则不配盔甲,作为典型的游牧轻骑兵。


《射骑图》,辽,李赞华,绢本设色,纵 27.1 厘米,横 49.5 厘米,现藏台故宫博物院。画中契丹武夫腰挎箭筒,手中持弓,立于马前,正在校正箭杆,做着狩猎前的准备


辽军骑兵的活动基本遵循以下原则:


1.作战时派出十多人为单位的侦察骑兵,在前锋部队十多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发现小股敌军则将其俘虏,如果战力不足则请求前锋部队支援,若发现大规模敌军则向主帅汇报。


2.军队遇到小的县镇时直接将其攻占,如果是大的州、军则根据情况选择攻占和撤离。


3.对沿途经过的民居、园囿、桑柘,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4.如果遇到敌军出战,则用骑射和辱骂的方式引诱敌军远出,最终予以消灭;敌方闭城固守,则分兵抄截,使该处州城孤立无援。


5.所过大小州城,以骑兵百人去城门左右百余步的地方,披甲执兵以待。若敌军出战,且百余骑兵不能战胜,则通知大部队驰援。


6.攻城的时候,必驱使掳掠老幼在前,这样矢石檑木只会伤到老幼而不会伤到辽军。


7.面对结成军阵的敌军,于阵四面列骑为队,冲突敌阵。若成功冲垮敌阵,则诸队齐进;若未能冲垮,则第一队撤退休息,第二队继续。如果几番下来不能奏效,则围困敌军,待两三天后敌军人困马乏再进行进攻。


另外,辽军以骑射为主要作战方式。据记载,辽军往往将弓骑兵集中到敌方军阵的一点,进行集中的箭雨攻击。敌军在箭雨下崩溃后,便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发动冲击。


这些作战原则基本可以总结为:“成列不战,退则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上风曳柴。馈饷自赍,散而复聚。善战,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


 

为什么宋军无法大力发展骑兵


说了这么多辽军骑兵优势,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宋军不大力发展自己的骑兵,以骑制骑呢?即使因为五代的战乱,北宋没能拥有北方的传统养马场,但当年汉武帝在中原地区养马,也成功拥有了大量马匹,从而反击匈奴的啊!


这就涉及了宋代马场与土地的矛盾,更通俗地说,就是养马与人口增长的矛盾。北宋时期,北方耕地开发已经很完全,人口也集中在北方。这就导致可以放牧的荒地草场急剧减少。因此,民间养马自然兴盛不起来。而宋代及其以后,中原地区养马发达的地区实际上只有两淮,养马高峰分别是宋末、元代和清末。都是典型的灾后效应,前两次是因为战乱人口大幅度减少,大量田地荒芜,大量荒地的出现满足了养马的饲草需求,清末则是黄河夺淮,导致出现大量荒滩,才出现家家养马的情景。


综上所述,宋代失却牧马之地,导致不能采用马场方式养马;同时中原适宜养马的地区正是最核心的农业区,人口密度大,耕地少所以养马的核心困难就是。人要跟马要抢地和抢吃的,这在宋代是个无解的问题。


因此,宋军只能在机动力量不及辽军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不同部队分进合击,以一支能迅速机动的野战力量为核心,借助迂回、阻断、夹击、包围等手段打击敌军。正是采用这种战法,宋军在之后的满城会战里取得了胜利。但这种战法对兵力需求大,容错率低,对敌人来援兵力也不能及时应对。高梁河之战就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


《仪卫图》,辽代壁画,纵 84 厘米,横 73 厘米,1991 年内蒙古敖汉旗贝府镇大哈巴其拉村喇嘛沟辽墓出土,位于墓室西壁,现藏敖汉旗博物馆。画面现 5 名契丹男侍分别持弓箭、琴、高靴、海东青等,在春季出猎前的场景


《鞍马图》 (摹本),辽代壁画,纵224厘米,横259厘米,人物高约172厘米,1972年内蒙古库伦旗奈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村1号墓出土,位于墓道东壁,壁画现藏吉林省博物馆,摹本现藏通辽市博物馆


瓦桥关之战暴露出宋军的情报短板


面对满城会战的失败,辽景宗也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引发了次年(980年)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之战。瓦桥关为宋雄州治所,地控幽蓟,为河北重镇。该地南枕易水,北有拒马河萦绕于前,并不是辽骑兵有利的突进路线。而辽景宗选择瓦桥关为突破口,明显带有出其不意的战略构想。


辽景宗这次亲征从幽州取道,于十月二十日抵达固安(今河北固安县),结果到了三十日才开始围攻瓦桥关。从固安到瓦桥关,不过一百余里,拥有机动优势的辽军骑兵却走了九天,明显是在谨慎进军同时,窥探宋军的反应。


相比之下,宋太宗对辽军的反应却很迟钝。


宋太宗的迟钝,其实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原因却是一个大家以往都容易忽略的问题:宋辽双方的情报战。


辽朝使用间谍进行情报工作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据说他就曾利用间谍获取室韦的虚实情报,从而大破室韦。辽朝获取燕云十六州后,更是将其谍报触角深入到了中原地区。根据五代笔记《玉堂闲话》记载,后晋时汴梁城有一“貌美而无腿足”的妇女,与其“父”一起在汴梁沿街乞讨。后来官府查明,这名妇女是一个辽人间谍组织的头目,与其“父”沿街乞讨也是为了搜集情报。


辽朝对中原地区的渗透自然不止这对父女。根据辽朝卢龙节度使贾师训的墓志记载,辽朝在宋辽边境设有一个专门针对宋朝的谍报机关,负责间谍与反间谍事务,“事无巨细,必先阅之而后行”,甚至操有生杀大权,堪比美国的CIA。


辽朝派遣到中原的间谍,主要都是从宋辽边境上的汉民中招募。为了方便在中原活动,辽朝间谍喜欢伪装成商人和僧人。乔装成商人的辽朝间谍,往往以到设置在宋朝境内的榷场(辽、宋、西夏、金政权各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进行贸易为由,堂而皇之地在宋朝境内搜集情报,逼得宋朝政府一度关闭了位于雄州的榷场。而乔装成僧人的辽朝间谍,往往以“出家人云游四海”的名义在宋朝境内活动,或者到五台山出家潜伏下来搜集情报。最终,宋朝政府也出台法令,河北地区的寺庙不能收留来自辽朝的僧侣,要在五台山出家也必须有人担保才行。


北宋士兵 :1. 持剑和盾的士兵 2. 骑兵


有时辽朝还派人打入高丽或者回鹘出使宋朝的使团,进入宋朝境内刺探情报。除此之外,正式的外交活动,也是辽朝进行情报活动的幌子之一,出使宋朝的辽朝使团往往都带有“间谍任务”。由于辽人往往通晓汉文化,所以他们往往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收集情报法。当时宋朝很多中央或地方重臣,都是知名文人。所以他们入境之后,就开始收购这些大臣们的文集,从字里行间进行情报收集和政策研判。比如到了宋仁宗年间,宋臣孔道辅在于辽朝使臣接触后发现,辽朝使臣对宋朝官吏制度相当了解。而宋臣聂冠卿出使辽朝,辽帝连其著作《蕲春集》都知之甚详。甚至“三苏”之一的苏辙出使辽朝时,就发现自己写的文章已经流传到了辽朝,并感叹道:“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战争中的辽军会议 :1. 契丹宫帐骑兵,手握骨朵,戴着软帽 ;2. 穿着华丽盔甲的辽军将军 ;3. 蒙古辅兵(世界界军事史丛书《帝制时代的中国军队,系列2,公元590年-1260年》/图)


相对应之下,宋朝的情报工作就要差得多。宋仁宗时期的名臣包拯就曾对大宋情报工作十分不满,认为“全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榷场及幽、涿间,传得民间常语或虚伪之事”。


就瓦桥关之战而言,前期辽军的迟缓和之后的突然进攻,明显是掌握了宋军情报后的行为。而宋太宗的迟钝,则说明了其根本没有得到辽军已经大举入侵的准确情报!


此后,双方的鏖战不断,互有胜负。宋辽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最终认清一个事实:对方都不是自己能轻易吃掉的对手,继续打下去,只不过是浪费将士鲜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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